1966年5月23日，董边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刻骨铭心，难以挥去。
这一天，她的丈夫，田家英，因长期无法承受沉重的压力，最终选择了用极端的方式——自杀，来宣泄他无法言喻的冤屈。
田家英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个时刻，董边正在单位里接受“检查”。直到下班时，她才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中组部长安子文，他告诉她，要求她立即前往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董边对中南海西楼并不陌生，那是刘少奇同志接待来客的地方。一个像她这样的普通人，怎么可能被叫到西楼去？她不禁感到有些迷茫和不安。尽管心生疑虑，董边还是按照指示，前往了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当她走进那间熟悉而又陌生的会客厅时，安子文和汪东兴等高级干部已经等在那里。看到他们严肃的表情，董边的心猛地一沉，莫名的焦虑瞬间涌上心头。她不是没见过党的高级干部，然而今天她的直觉告诉她，事情并不简单。
果不其然，安子文开口的那一刻，董边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他直接告诉她：田家英畏罪自杀。
展开剩余83%这个消息像一道晴天霹雳，让董边几乎无法呼吸。她站在原地，心头翻涌的痛苦让她一时失语。正当她陷入深深的震惊与困惑时，安子文和汪东兴等人催促她去确认田家英的遗体，并问了一连串让她无法反应的问题：“田家英临终前有说什么吗？”“是否需要去医院验尸？”……
当时，董边的情绪几近崩溃，她几乎没有任何判断能力，只是机械地回应：“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不久后，她与安子文等人来到了田家英的遗体旁。董边看到丈夫的遗体上覆盖着他那条使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她的手臂，示意她去看田家英脖部的伤痕，似乎要她确认田家英确实是自杀身亡。
然而，面对丈夫的遗体，董边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惊与不敢相信。在她看来，尽管田家英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他绝不可能选择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她无法理解，无法接受。
就在几天前，5月22日，中央三人小组还到田家英家中，宣布了对他的停职反省决定，并要求他交出所有文件，立即搬出中南海。田家英听到这个消息时虽然愤怒，但并未陷入无法自控的状态。她知道，田家英的情绪远没有到达无法承受的程度，那种情况并不像她所认识的他。
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事，董边不禁陷入深深的思绪。1938年，董边在杨尚昆妻子李伯钊的带领下，越过黄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她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女子大学等地学习了两年多，期间还见到了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革命领袖。
1941年，董边被分配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并在中央研究院学习了三个月后正式进入政治组，成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之一。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是毛主席，副主任是陈伯达，董边则是唯一的女性成员。
不久后，田家英也被调入中央政治研究室。记得那天，他身形瘦高，穿着一身灰布制服，走进办公室时，董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他。后来她才得知，田家英的本名是曾正昌，来自四川双流。早年间，田家英就以散文、诗歌、小说和书评在成都文坛崭露头角，是当时的“文坛神童”。
1937年11月，田家英从重庆、武汉、郑州、陕西辗转，最终于12月抵达延安。到延安后，田家英先后参加了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的学习，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马列学院担任教员。转至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后，田家英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消除疲劳时，他常站在窑洞的门口背诵几首古诗，望着远方的山峦自娱自乐。
尽管两人都在忙碌的工作中度过了很多时光，但彼此并未有太多的个人接触。一次，董边和几位女同志在延河边洗衣服，偶然间，她们看到下游水面有个男子在洗澡，细看才发现那人竟然是田家英。他的短裤刚洗过，晾在岸上，而他却迟迟不肯从水里出来，似乎是不想当着女同志们的面露出尴尬的景象。董边顿时明白，便找了借口带着女同胞们离开了。
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田家英的思想自传成为讨论的话题。在讨论中，虽然大家指出了他的缺点和自由主义倾向，田家英却显得有些委屈。董边记得那天，他因心情不好，回到家后没有吃饭，独自躲在屋里偷偷哭泣。作为支部委员，董边十分同情他，特意带了些烧饼去安慰他，但田家英并没有吃。最后，她将烧饼放在他的枕头底下，安慰了几句便离开了。
第二天，董边再次带着热饭来看望他。她耐心开导田家英，劝他要放宽心。经过一番交谈，田家英终于向她敞开心扉，诉说了心中的痛苦与不安：“思想改造如果没有深刻的反思与自我消化，我这毛病是难以改掉的。”那一刻，董边更加了解了他，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悄然升温。
1942年12月12日，在组织的批准下，董边与田家英结为夫妻。那天，两人没有举行盛大的婚礼，只是简单地将他们的物品搬进了一个窑洞里，就算成了家。田家英那时只有20岁，董边则是26岁，婚后，她像一个姐姐一样照顾着丈夫。
1945年，抗战胜利后，董边被组织派往冀东敌后做土改工作。临行时，田家英亲手为她做了些牛肉干，并送她到十里外的桥儿沟，看着她离去的背影，依依不舍。那一别便是三年，期间他们仅通过偶尔的信件相互慰藉。
1948年，田家英在胡乔木的推荐下，开始担任毛主席的兼职秘书，并为党校的学生讲课。在某一天，他正在上课时，突然收到了董边的来信。那一刻，他情不自禁地激动得有些失控，还没到下课时间，便喊道：“下课，下课！”这种喜悦和对妻子的深切思念，让他再也无法忍住。
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董边与田家英终于重聚。那时，田家英的事业也在稳步上升，他写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文章，党内外的生活开始越来越好，田家英也笑容满面。但在与一些权贵的交往中，他也不可避免地得罪了少数人。
1966年5月22日，在一些人的陷害下，田家英被停职反省，并要求立即交出文件，搬离中南海。这个命令令田家英深感委屈，他整夜未眠，感到自己被不公正对待。见丈夫如此，董边轻声安慰：“主席一定会了解你的，没事，慢慢都会澄清的。”然而，田家英并未像以前那样表达心中的愤懑。
5月23日的早晨，董边起床时，田家英询问她：“今天你上班吗？”董边答道：“是的，我7点钟就得走。”田家英却淡淡说：“你去吧，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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