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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刘文辉的统战工作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那个时候,中共中央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体方针,展开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目的是推动刘文辉加入到抗日阵营中来。其中,周恩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恩来与刘文辉多次会面,彼此沟通思想,讨论时局,使刘文辉在这过程中得到了启发和教育。渐渐地,刘文辉与中共中央保持着长时间的秘密联系。
1942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派遣经过严格考验的党员王少春前往四川雅安,并担任与刘文辉保持定期联系的政治联络员。王少春的任务是长期驻扎在雅安,并建立一个秘密电台,以便与延安直接沟通。王少春是一位出身贫苦的安徽芜湖人,家里有四个兄弟,他是排行第二。从小,他便接触到一些进步书籍,培养了较为开放的思想,并且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
展开剩余83%1927年,王少春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开始参与地下党工作,过着艰苦且充满危险的生活。1930年,他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夏三娘的介绍,与秦惠芳结为伴侣。婚后,王少春和妻子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由于刘文辉一直非常敬重周恩来,因此对周恩来派遣的“政治联络员”王少春也格外关照。王少春到达雅安后,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废弃的旧旅馆,位于雅安市郊苍坪山脚下的一座破旧庙宇里。除了王少春的妻子和女儿外,还有报务员杨作爱、教师方先生和一名姓马的服务员陪同。王少春向外界解释说,他们是刘文辉的老朋友,为了躲避重庆频繁的空袭才来到雅安。
这座院落原是清朝时期的一所步厅衙门,由于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院门前不远是一片荒地,杂草丛生,风吹草动,显得有些凄凉。这里曾是县衙的刑场,曾经发生过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常年无人光顾。尽管如此,这个环境对于王少春来说却是非常理想的。周围设有十几部电台,方便了王少春的通信工作,但他的电台是完全秘密的,藏在院内一间破旧的、充满蜘蛛网、阴暗潮湿的房间里。
1942年7月30日,王少春和随行人员开始搬入这个院子,并秘密架设电台。他们将细铜丝从墙缝中引出,搭建起天线,并在8月1日成功与延安建立了联系。此后,王少春就开始将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及解放区的胜利消息传递给刘文辉,同时也将四川和康区的军政动态汇报给中共中央。
在雅安的艰苦日子里,王少春与他的团队住在这座破庙里,吃的食物大部分是自己种的粮菜,过着贫困的生活。原报务员杨作爱因长时间处于阴湿环境中,患上了肺结核,最终被迫回重庆。接替他的是身强力壮的报务员石励,但很快,石励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王少春的健康状况也逐渐恶化,尽管如此,他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和革命精神,坚持在这偏远的山沟里继续工作。
每当接到明码电报,王少春都会用毛笔细心地抄写一份原文,并加上标题,及时送到刘文辉手中。长达八年之久,这项工作从未间断过。对于这些电报,刘文辉总是每次必读。有一次,新华社发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重要讲话,石励几乎连续抄写了三天三夜,手腕痛得无法忍受,眼睛也熬得红肿。王少春自己则忍着哮喘咳嗽,工整地将电文抄写在毛边纸上,然后尽快送往刘文辉。刘文辉通过这些信息,及时了解了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这对他思想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雅安西郊的苍坪山景色宜人,山林幽静,鸟语花香,清晨时,王少春常常穿着土布衣服去山坡上打太极拳。周围的一些国民党军官和西康省党部的人员也会来到这里练拳,谈论机密问题。王少春尽管在场,却从不插话,只是专心听着,收集了不少情报。这些情报回到电台后,便会迅速通过电报传送给延安。
王少春一直保持低调,生活朴素,与外界交往非常有限。仅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甚至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如郑南和胡立民等,也误以为王少春只是刘文辉的高级幕僚。
然而,随着王少春的电台在雅安开始运作,蒋介石的特务迅速发现了异常的电讯信号。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命令雅安组长徐伯威调查电讯源,并派来了两名专门侦破密码的特务。得知这一消息后,王少春迅速停止了电台的工作,暂时将收发报机藏了起来。特务们经过一番侦察,尽管翻遍了王少春住的破庙,却并未发现任何异常线索,只得无功而返。
蒋介石的特务们一次未果,便加大了对刘文辉的压力,试图通过另行派电台来继续侦察。王少春察觉到这一动向后,立刻向刘文辉询问为何特务再次设电台来雅安,刘文辉对此表示不满,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声称若特务再来,二十四军必定缴械,还他们一个教训。
蒋介石的特务最终未能从雅安获得有用情报,刘文辉也加强了对特务的打击,成功防范了这一威胁。然而,刘文辉在电池供应上的态度却显得有些犹豫。他开始减少对王少春电台的生活经费支持,甚至停止提供电池,导致电台陷入了困境。
为了解决电池问题,王少春亲自找到了刘文辉,耐心劝说他要从大局出发,但刘文辉依然表示怀疑,电池也只是勉强提供了些旧的、无法使用的电池。王少春和石励只得用传统方法修补电池,维持电台的正常运转。
随着局势的变化,刘文辉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陕北战场解放军取得胜利之后,他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此时,周恩来也专门指示王少春前往成都,通过党组织提供了一些资金,解决了电台的燃眉之急。
从此,电台恢复了正常运作,每天晚上,电报的键盘声再次响彻苍坪山。而王少春依旧坚持每天清晨打太极拳,保持警觉。1948年5月,王少春通过电台报告了胡宗南部队转移西南的情报,这一信息对中央的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由于天气原因,电台的接收出现了一些问题,王少春一度焦急不已,但最终成功将情报发出,获得了党中央的表扬。
王少春和他的团队在雅安默默奉献了八年,他们严格保守党的秘密工作,始终没有暴露身份。直到1950年,西康解放后,王少春才回到北京,并被任命为政务院情报署副署长。然而,由于长期劳累,他最终因病去世,年仅四十六岁。
通过王少春在解放后撰写的历史文档,我们可以看到他为党的工作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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